近期公布的5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大幅低于4月，只略高于50分界线，验证经济呈现快速下滑的趋势。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产成品库存指数大幅上升，显示企业销售不畅。而新订单指数回落至50%以下，处于萎缩区间，预示未来经济活动会更加低迷。加之早前公布的4月宏观经济数据全面下滑，显示二季度经济或将回落至7.5%以下。这种经济下滑态势无疑引出了两个重要议题，即需不需要新一轮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刺激计划。

　　需不需要经济刺激计划？

　　5月29日，中国新华社发文表态“中国不会再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以推动经济高增长”。作为官方主要媒体之一，新华社的这一通告非同寻常。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特别是自5月下旬温家宝总理多个场合提到“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后，推动节能消费补贴落实保障房专项资金、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加大铁路银行授信、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垄断领域、允许中小企业发债融资等政策陆续推出，尤其是中国发改委一天之内审批了100多了项目，显示刺激政策已然处于进行之中。

　　决策层为何明明在推动而加以否认？大概与四年前的金融危机以及应对危机推出的“四万亿”刺激政策有关。与这次相反，当时决策层在刺激政策并未推出之前，便率先传递出政策放松的信号，温家宝总理更是强调“信心比黄金重要”。显示当时由于雷曼倒闭，市场极度悲观的情绪。而伴随着政策的陆续落实，早前名为“四万亿”的刺激政策，最终投入甚至接近“十万亿”。这也导致了对早前“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褒贬不一。赞成者认为，四万亿有利于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低迷，率先实现复苏；而质疑声认为其是导致后来低效投资、资产泡沫，以及通胀上升的主要原因。

　　此次笔者感觉，决策层采取的策略是则是少说多做。当然，目前情况也有所不同。一方面，当前经济形势好于金融危机之时，如下数据可做具体说明：第一，2009年一季度GDP最低时放缓至6.1%。而当前经济下滑除了外需放缓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内房地产政策与限制地方政府投资平台等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第二，今年4月出口同比增长下滑至4.9%，远远好于2009年5月的-26.3%；第三，4月工业增加值同比上涨9.3%，也好于2008年11月5.4%的最低点；第四，5月PMI为50.4%，仍好于2008年11月38.8%的最低点；第五，2008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失业问题，而当前就业市场仍然运行良好。

　　另一方面，当前也具有一定的项目储备。正如上面提到的，金融危机之时，为了刺激经济，临时审批了诸多项目。而今年恰逢“十二五”第二年，十二五规划中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四万亿。去年由于通胀高企，为防止通胀，紧缩政策持续了较长时间，很多项目的审批与开工被拖延下来。因此此时推出的刺激计划，并非新项目，只需加快已有储备项目的审批和开工，就能达到较好效果。总而言之，诸多迹象显示经济刺激政策已在进行之中。

　　需要什么样的刺激计划？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刺激？首先，我认为，东方哲学中在增长中解决问题是值得肯定的。欧洲便是个例证。欧元区自债务危机出现以后，便一直致力于重塑财政框架，进行劳动力市场、福利制度等多项结构性改革。但过度紧缩的政策却导致经济不断下滑，失业率屡创新高，并引发欧洲政局动荡，多国支持紧缩的政党纷纷下台，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性加大等等。时至今日，欧洲领导人也不得不反思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

　　当然，西方应对危机的哲学也有借鉴之处。特别是在知晓稳增长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经济结构调整，尽量避免“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弊病。我认为，高质量的刺激政策，不论是四万亿，抑或是更多，落实下来其实也并不困难，关键是找准方向。比如，十二五期间，如果能够提高国企分红，比如国企税后上交红利加大到20%，每年有接近4000亿的空间以还富于民，五年就是2万亿；另外，中国储户由于长期负利率使得存款受到损失，如果能够消除负利率，本轮刺激政策暂不考虑降息，居民部门一年也能增加利率收入几千亿。再有，当前民间借贷规模有三万亿，如果能促进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也将大有作为。当然，落实结构性减税、支持保障房建设与刚性需求建、加大民生项目建设等，都可以起到支持经济增长的效果。

　　未来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更具有不确定性，比如再次出现类似于雷曼倒闭的事件——欧元区解体等，届时中国经济无疑将受到更大的冲击。一旦如此，我们应该有所准备，做好又一轮更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预案。但既便是这样，能够知晓稳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注重民生投入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便是积极有效的应对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