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产业转型凝聚了十年的政策能量终于得到集中释放。然而，中国企业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在潜移默化中经历着深刻的改变，产业转型加上生态之变，中国企业正在经历一个重要节点。
这是一条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作为产业升级的主体，中国企业不得已上路，并在政府意志和现实环境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前行。而在2008年这个既有奥运又是政府换届的特殊之年，中国企业生存的命运，似乎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政策之惑
2008年公历新年的第一天，中国企业收到一个大大的红包：新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的施行，不仅意味着内资企业税负的减轻，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所有企业从此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宽松。
然而，对某些企业来说，来自税收方面的不一定都是好消息。就在同一天实施的2008年关税调整方案显示，多种产品的进口关税较大幅度下调，而钢铁、焦炭等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关税则大幅提高，表明了决策层鼓励进口、控制高耗能产业的决心。
其实早在2007年7月初，相关部门就开始对两千余项商品实施出口退税税率调整，取消500多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这一政策的出台除了缓解贸易顺差的现实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政府从源头调控倒逼企业升级的信号。而2007年下半年，中国制造在世界范围内遭遇的危机无疑更加坚定了政府加快产业升级的决心。
在人民币持续升值、外部需求持续减弱的情况下，出口退税税率调整使得一些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出口导向型中小企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一场适者生存的“大逃杀”顺势展开。
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苏南地区一些长期以来依靠出口退税保证微薄利润的企业，由于失去了生存的根本而正在大量消失，有些甚至是整个产业集群的消亡。这也许是中国产业升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政策环境应该给企业调整留下多大的空间，以及政府应该在产业自发升级中应起怎样的作用，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制度室主任罗仲伟认为，中国产业情况复杂，政策设计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留下特殊出口，只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否则政策就会失效，但这样又会造成政策代价的不可控制，这就是政策的困惑所在。大量的企业倒闭，显然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但中国产业升级又势在必行，而且只能由资源动员力最强的政府来推动。
成本之重
除了政策调整的压力，2007年一直笼罩在中国企业头顶的还有通货膨胀的风险。其对企业的直接影响就是工业基础原材料价格一路飙升。原材料成本上升进一步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除了少数具有议价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向下游产业或者顾客身上转移成本来保持盈利，大多数企业只能自己承受原材料涨价的压力。而目前这种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趋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将继续。
与企业成本相关的还有劳动力成本的升高。《劳动合同法》已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然而围绕这部法律的争议，却至今余波未平。柳传志的“我们看了以后还是很紧张”，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对《劳动合同法》可能带来的企业用工成本提高的忧虑。
这种忧虑在一些企业甚至发展成了为规避《劳动合同法》而集中裁员的事件。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福利保障的完善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其所带来的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预示着中国低廉劳动力的时代渐行渐远。
而从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日前联合出台的“绿色信贷”政策到商务部的出口新政，再到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保监会近日联合发布的《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环境经济政策的高密度出炉，无不一步步垫高了企业的“绿色成本”。
环保成本的增加很多还源于国际环保标准的提高。例如，欧盟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规(简称REACH法规)已于2007年6月1日生效，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市场人士分析，仅此一项我国企业每年所要负担的成本为5亿~10亿美元。
另外，企业土地使用费用和物流成本也在土地控制政策和资源价格的推动下水涨船高。这一切成本的增加，促使珠江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伴随着企业关闭潮还出现了迁移潮。尽管这种企业大量向中西部迁移的风潮早在前两年就开始了，但最近有愈演愈烈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分析，根据经济学的“梯度发展”理论，企业向资源、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转移是一种产业升级中的自发调整过程，但由于地区间配套条件的差异，使得这种迁移有了一些悲壮和无奈的意味。
内外忧虑
面对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预期，2007年，政府打破了几年以来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稳健”的调控思路，组合的货币政策是前所未有的紧缩态势。而2008年1月份，CPI指数7.1%的涨幅将可能促使进一步紧缩政策的出台。
而这一切对于融资能力较差的中小企业来说，将可能引发其资金链的中断。虽然民间金融发达的江浙等地区的企业所受影响可能有限，但其他地区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在信贷规模缩减的条件下，群狼争食的局面必然出现。但对于资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