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小泉纯一郎从首相位置上卸任和日本经济的复苏，日本的改革似乎已经完成使命。然而，事实上日本的改革仍在继续。单从金融方面看，日本金融业的分业限制亟待打破，国内个人金融资产的投资渠道需要多元化，东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更需要系统的改革。

日本综合研究所调查部长汤元健治近日表示，目前日本乃至整个亚洲的资金流动都存在扭曲现象：大量官方储备投资到美国国债等收益率不高的资产，然后资金又从美国回流到亚洲，投资到风险大、收益高的市场。这种资金流动方式是不稳定的，亚洲的资金应当以支撑亚洲经济高增长的方式得到有效利用。

 “日本已经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要把东京改革成为亚洲国家和企业能方便利用的金融市场——没有语言、商业习惯的障碍，亚洲的跨国资金都能在此流动，”汤元健治表示，“这需要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当然日本首先需要继续进行改革。”

侥幸心理最终碰壁

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最初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希望借助拉动内需的方式令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资产价格重新上涨，从而自然而然地解决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以及企业的债务负担，同时改善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于是，日本央行开始降息，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藏省也开始推行财政扩张政策，增加公共支出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凯恩斯式的政策组合，让日本经济保持了缓慢的增长，没有陷入倒退。

日本前金融大臣竹中平藏表示，日本经济之所以能运用这种政策组合避免经济倒退，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有大量的国内储蓄,可以用来支撑政府的赤字政策，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仍然有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例如松下和丰田，即使在所谓“失去的十年”中,松下和丰田仍然增加出口，赢得了市场。这也支撑了日本经济。

 “经济泡沫破裂只是让日本民众从消费狂热中冷静下来，但并没有造成生活困难。日本毕竟是发达国家，承受能力比较强，社会保障制度也很完善。” 日本大和证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肖敏捷说，也许正是因为经济保持了虽然低、但是正的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也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因此日本国内缺乏进行深层改革的压力。然而，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让这种不太痛苦的改革走到了尽头。

其实，日本泡沫经济形成和破灭也与改革有关。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日本率先进行了利率自由化，而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仍然严格限制。在利率的激烈竞争下，日本银行把大量资金贷向高风险的房地产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内的自由化进程缓慢，导致金融工具单一，衍生产品发展缓慢，”汤元健治表示，“这让‘金融革命’难以见效。”

这种“失衡”的改革，不但没有让日本的银行提高竞争力，反而促进了资产泡沫的产生。汤元健治认为，中国应以日本的泡沫经济为鉴，因为泡沫经济一旦产生，破坏力很大。

金融危机推动彻底改革

而小泉所推行的深层次、结构性的改革，也是在对泡沫经济之后到1997～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温和改革”作出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

2003年，时任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特别研究官的河合正弘撰文指出：“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前，日本金融当局没有客观认识到不良贷款的规模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如果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就采取果断措施，制定总体战略，或许(日本的)危机能够得以避免，至少影响会减弱。”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金融危机让整个日本金融业都经营困难，由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来救助“问题银行”这种传统做法已经无法实施。自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的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就面临“日本溢价”，金融危机更提高了价差。日本银行业内外交困。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金融当局必须在市场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清晰的金融监管框架，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日本真正脱胎换骨的改革是从小泉纯一郎任首相开始的。小泉提出‘No pain, no gain’的口号，呼吁民众忍受改革的痛苦。可以说，小泉破坏了日本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不过是有创造性的破坏。”肖敏捷说。

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孙立坚将小泉改革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是金融体系改革，包括不良资产处置、金融机构重组等；另一方面是企业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公有公司的私有化、允许企业破产、改变终身雇佣制和员工序列制等。

当时，日本银行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属于企业经营不善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经济继续停滞和通货紧缩。要恢复经济增长，必须首先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小泉力排众议，起用竹中平藏任财政大臣，后来又让其兼任金融大臣。2002年10月底，竹中推出了“金融再生计划”，在银行资产计量中引入国际通用会计准则。比如，银行所持有的土地、股票或债券不能以“账面价格”入账，必须按市场价格确定资产价值；按《巴塞尔协议》的规定计算日本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等；在正确计量的基础上，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