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科研机构能够与民营企业展开合作，是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探索过程的。然而，事实证明，“双剑合璧”不仅让国立研究所发挥了自己科研能力与科研成果的优势，而且也为国民经济作出了直接的贡献。

邱继宝是中国飞跃集团的董事长。在浙江台州市，他是当地出了名的“怪人”。这位以300元贷款起步的企业家，在20多年的时间里，将“飞跃”从一个只有几名员工的手工作坊发展为世界最大的缝制设备生产和出口基地，集团总资产已达26亿多元。而他，至今仍和在自己公司打工的妻子居住在公司仓库的阁楼里。

今年4月的一天，刚接待完一批参观者的邱继宝在公司宽敞的展示大厅里发现了两位“不速之客”。警惕性颇高的邱继宝很自然地把他们同“技术间谍”联系了起来。在让保安将这两个人“抓”起来盘问之后，邱继宝大感意外，原来他们竟然是中科院计算所台州分部的负责人黄朝晖和他的朋友。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想看看有没有与飞跃在技术研发方面展开合作的可能。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愉快交谈，邱继宝和黄朝晖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可盼而不可及的国立研究所”

10月25日，在中科院计算所50周年所庆活动的现场，《科学时报》记者见到了这位缝制设备行业的传奇人物。站在他身边的，正是初次见面时险些被他误认为“间谍”的黄朝晖。谈笑风生中，他们早已将当日“惊险的一幕”看作今天成功合作后一段有趣的插曲。邱继宝告诉《科学时报》记者，经过与中科院计算所两个多月的合作，他们已经掌握了家用电脑绣花机中智能控制系统的生产技术。应用智能控制系统后，他们的“飞跃”牌家用电脑绣花机的重量只有传统家用缝纫机的1/10，而价格则提高了100多倍，由原来的十几美元变成现在的1000多美元。

作为年产近500万套缝制设备的飞跃老总，邱继宝深知高科技的重要性。“在当今激烈的缝制设备市场竞争中，一台没有技术含量的产品可能赚不到一包烟钱，还不如卖一堆烂铁。只有高科技的产品才能带来高附加值，只有自主知识产权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邱继宝认为，科技创新才是飞跃立足市场的根本。

“虽然在机械、材料等领域有很强的研发实力，但信息技术却是飞跃的弱项。”邱继宝毫不讳言地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与计算所合作，无疑为他们提供了弥补自身短板的绝佳机会。然而，在接触中科院计算所台州分部以前，邱继宝从来没想到有朝一日会和中国科学院这样的国家科研机构合作。在他看来，对民营企业而言，类似中科院计算所这样的国立研究所是“可盼而不可及”的。

“双剑合璧”非一日之功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程的人都知道，作为国立科研机构的中科院计算所能够和飞跃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展开合作，是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探索过程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逐步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国立研究所也由此开始了转型期的变革。以中科院计算所为例：一方面其科研方向由为国防建设服务转变为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面向市场。另一方面，由国家下达科研任务、国家拨款搞科研的时代也已过去。面对新的形势，中科院计算所需要靠自己排除困难，谋生存，图发展。

 “在这个时期，计算所选择了两个新的突破口。”一位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了很多年的老同志告诉记者。为了能保留其国家研究所地位，计算所继续为探索计算机科学技术前沿课题作着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为了能够给国民经济带来更直接的效益，从80年代中期开始，计算所以独资或合资方式相继开办了近20家科技企业。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PC制造企业的联想集团以及在中关村科技市场上曾有较高知名度的两通两海科技公司（四通、信通、科海、京海）都是计算所人在那时创建的。

虽然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但是“‘下海’办企业仍旧是科研人员的弱项”。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对此有清晰的认识。1998年底，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以后，计算所产业化的模式就逐渐从自办企业为主转变为以技术转移与技术辐射为主，与地方共建计算所分部成了主要模式之一。

 据计算所主管技术转移工作的所长助理隋雪青介绍，从2002年开始，计算所相继在上海、苏州、肇庆、宁波、台州、东莞和秦皇岛成立了分部，形成了本部与多个分部组成的网络型研究所的格局，每个地方分部都根据所在地区的特色开展了针对地方产业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辐射。而与企业直接合作正是分部建设过程中经验积累的结果。

在台州，虽然国立研究所已经将“橄榄枝”伸到了家门口，但是当地的一些企业却还心存疑虑，因为以往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的“惨痛”经历让他们心有余悸。黄朝晖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台州当地一家大企业老总曾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以前他们也和一些大学、科研机构进行过合作，但最终往往因为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可行性、相互信任的程度、合作模式等方面的原因而胎死腹中。

与飞跃合作，不仅是计算所痛苦蜕变的结果，也显示了飞跃当家人邱继宝的胆识和魄力。

 从个性到共性

作为一位战略科学家，李国杰不止一次地说到，中科院高技术类研究所要想起到引领产业的作用，一是要选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