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难既不是扩招之过，也不是就业观念使然

◎大学生就业难在“一次就业定终身”和城乡、地区、行业间就业收益差距过大

◎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破局之策是取消户籍壁垒，允许大学毕业生在待业、择业、 就业过程中将其档案和户口在各地各城市之间自由流动

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中国一系列就业难题中一道特殊的难题。大学生就业难究竟难在哪里？怎样化解这一难题？暑期临近，又一届大学毕业生即将身陷就业困局。大学生就业难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大学生就业难不能只看表象

许多人把大学生就业难的“源头”归结为高校扩招，认为正是扩招才造成了今天大学生的窘境。事实果真如此吗？从需求而言，我国对大学生还是有着旺盛的需求的。一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人才；二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小城镇大学生还极度缺乏。从供给的角度看，我国的大学生人数及入学率也还是很低的。以2004年每万人拥有的大学生数为例，加拿大为580人，美国为520人，韩国为571人，而我国只有120人；按毛入学率计，1997年欧美等发达国家为61.1%，其中美国、加拿大高达80.7%。我国即使按2004年数字统计，也才刚刚达到19%；与我们同处亚洲的韩国为71.69%，泰国为31.92%。这都充分说明我国的大学生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可见，扩招与就业难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目前还有大量的学者将学生不当的就业观念作为就业难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看来，这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包括：在城乡选择方面偏好大中城市，在地区选择上偏好东部发达地区；在就业部门与单位选择上，偏好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行业；在对就业与择业的认识上，存在“一步到位，终生不变”的观念，把初次择业看得过重等。

笔者认为，将就业难归咎于学生的就业观念，对大学生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在大学生供给日益增多的背景下，严峻的就业压力和就业刚性会迫使学生放弃那些阻碍就业的观念。例如在起薪方面，中华英才网的调查发现，大学毕业生期望报酬是逐年降低的。这显示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学生们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此时如果还有大量的学生死守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恐怕应该从“观念”的背后寻找原因了——这时起作用的已不是“观念”，而是“观念”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了。

大学生就业难之寻根溯源

对于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分析，不能脱离我国的基本国情，尤其是我国社会经济的二元特征——城乡二元结构、东西部地区二元结构、体制内与体制外就业二元结构等。有鉴于此，可以借用分析二元经济背景下农村人口流动状况的托达罗模型来分析我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在托达罗模型中，短期内乡—城人口流动规模是城乡收入差异净值的增函数，即城乡收入差异净值越大，从农村向城市流入的人口就越多；反之亦然。

对于我国大学生来说，假设学生是一次性择业，考虑到我国二元经济的现实情况，大学生在就业时实际上存在着3类就业选择，分别是：第1类：在大中城市(或发达地区、东部地区，下同)体制内(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行业)就业，有就业城市户籍。第2类：在大中城市体制外(如民企、私企)就业，无就业城市户籍。第3类：在小城镇(或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就业。

在我们的分析中，三类就业的收益不仅包含工资收益，还包括户籍收益、社会保障收益，那么对于上述三类就业，有：

就户籍收益而言，如果在大中城市就业而没有该市户籍，要付出许多额外的成本，仅子女入学的借读费每年就要多负担数百至数万元不等，一直负担至少12年，所以有第1类就业的户籍收益大于第2类就业的户籍收益；如果到小城镇就业，其户籍收益也低于大中城市户籍拥有者，例如子女入学虽然不用额外负担费用，但子女接受教育的质量比大中城市差；第2类就业者一般户籍都迁回了原籍(多为中小城镇)，所以第2、3类就业的户籍收益基本一致。

就社会保障收益而言，由于行业性质、效益的差异，使第1类就业比第2类就业享有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等)范围和程度要高；而由于地方财力、管理规范化等原因，第2类就业的社会保障水平又高于第3类就业。

就工资收益而言，第1类就业的名义工资收益或会略低于第2类就业，但非社会保障性福利收益(如实物分配)、享有闲暇更多些，并且在体制外就业更辛苦，所以二者的实际工资收益可视为相等；而在大中城市就业比小城镇就业的名义与实际收入都要高。

将上述3种收益加总，可以看到，第1类就业的收益大于第2类就业又大于第3类就业。在一次性择业的背景下，这种收入差距会一直延续若干年，因此，大学生面临的第1类就业的累积总收益远远大于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