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全球经济“西强东弱”的局势或进一步确立。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有望持续甚至加快复苏进程,但新兴经济体却面临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国际资本暗流涌动的内外双重压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对世界经济的引领地位迅速让位于发达经济体。在此背景下,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的走向值得分析。
随着伯南克的正式离任,2014年1月美联储正式开启了“耶伦时代”。从耶伦在2月11日向美国国会作证的证词看,如无意外,美联储今年的主要政策将是“缩减QE不迟疑,加息暂时不考虑”。
一方面,美联储将继续缩减每月购债规模。美联储已在2013年12月和2014年1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连续两次分别缩减1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从最初的850亿美元减至目前的650亿美元。尽管美联储“最为看重的”非农就业数据自去年12月开始连续两个月令人“大跌眼镜”,而部分新兴经济体随着大量风险资金回流美国也遭遇了货币大幅贬值,通胀率飙升的状况,但耶伦依然不为所动,坚定表示如果未来经济数据符合预期,美联储将继续缩减QE。
另一方面,美联储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低利率。根据美联储的前瞻指引,除非失业率降至6.5%,并且通胀不超过2.5%,否则美联储就不会考虑将短期利率从接近零的水平上调。当前,美国1月份失业率已经降至2008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6.6%,无限逼近了6.5%的门槛。但美联储官员普遍认为,失业率掩盖了就业市场表现疲弱的其他衡量标准,如劳动参与率。耶伦在证词中明显暗示一旦失业率达到6.5%,美联储将关注更广泛的一系列指标,以便就何时开始加息的问题作出决定。
欧洲央行面临的问题要更严峻,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已经箭在弦上。首先,欧元区经济形势逐渐改善,甚至希腊也似乎开始走出低谷,然而欧洲的经济基本面仍然脆弱,各国表现差距甚大,特别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将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持续的负能量,迫使包括欧洲央行在内的欧洲各监管机构积极应对。其次,通胀率持续不振令人担忧。欧元区1月份通胀率为0.7%,连续第三个月下跌,连续四个月在1%以下,与欧洲央行设立的小于且接近2%的中期通胀水平目标进一步发生背离,显示欧元区低通胀风险比预期更严重。第三,近期新兴市场的剧烈波动将对全球经济乃至对欧元区造成怎样的冲击尚无法估量,也令欧洲央行不得不未雨绸缪。
当前,欧洲央行的武器库中可用的宽松“武器”有:一是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进一步下调主导利率,实施负隔夜存款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二是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终结证券市场计划(SMP)冲销操作,实施新一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打包购买银行向家庭和企业发放的贷款等。三是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即启动QE。从当前日本央行采取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看,量化宽松是可以起到重塑市场预期,刺激物价再度上涨的效果。不过,考虑到欧盟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冗长的决策流程,即便欧洲经济形势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逼迫欧洲央行决定采取量化宽松举措,也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
日本央行在2013年黑田东彦担任央行行长以来,紧密配合 “安倍经济学”,大力推行“量化和质化”的货币宽松政策,起到一定的实效。日本的通缩状况明显缓解。2014年日本经济复苏形势并不明朗,特别是“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中最重要的一支——旨在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增长战略”目前来看“雷声小雨点更少”,难以对经济复苏形成有力的支撑作用。此外,“财政刺激”这支箭受制于日本庞大的政府债务而空间有限。因此“货币宽松”这支箭虽然已经初显强弩之末的趋势,但预计仍将成为安倍经济学中最依赖也最有效的政策手段。如果经济复苏动力枯竭,与安倍政府配合默契的日本央行可能会采取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
但是日本央行也面临一个两难困境。黑田东彦在担任日本央行行长之初就设立了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目前来看,日本央行已经用一年的时间接近了这一目标,如果2014年实现这一目标后,日本央行是应该逐渐退出货币宽松政策,维持2%的通胀率不至于通胀形势恶化,还是延续货币宽松政策来支持安倍经济学经济增长的目标,值得黑田东彦深思。
与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等同行相比,英国央行在2014年的工作要轻松一些,主要是密切关注英国经济形势,考量何时开始加息。英国央行在2月12日公布的通胀报告中对未来左右货币政策实施的经济预期做了重要更新,一是上调英国经济增长预期;二是下调失业率预期。
当前,不少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加剧、资本大幅流出、本币出现贬值等问题,其背后既有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国际分工格局不合理的因素,也有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当然美联储退出QE也是重要的诱因之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竞相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流动性充裕给新兴经济体既带来了经济发展继续的资本,也令一些新兴经济体不得不承受资本频繁流动,给汇率和国内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2014年,随着美国缩减QE的步伐逐渐加快,新兴经济体需要保持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及时调整货币目标的优先次序,不断平衡缓解通胀压力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要大力干预汇率市场,保持本币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