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印度对中国共进行了13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保障措施调查7起，特保措施调查3起，反倾销调查2起，反补贴调查1起。阿根廷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有1/4是针对中国产品的。2009年阿根廷对华启动19起反倾销调查，占同期阿根廷全球反倾销案件总数的65.6%，比2008年增长了111.1%。今年1月初，阿根廷又对中国酚醛胶合板、油浸式三相变压器和陶瓷、大理石及玻璃制瓷砖腰线发起反倾销调查。

　　究其原因，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李俊受访时分析说，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大致相同，产业结构极为相似，在国际市场上彼此间存在较强的竞争性。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兴经济体与中国的贸易摩擦自然也随之增多。

　　此外，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与中国一样都奉行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当全球经济走入低谷、欧美市场迟迟不能复苏时，一向具备强大冲击力的中国出口产品必然会寻找新的市场，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大量中国商品的涌入，使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内产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并迫使本国政府对中国产品采取限制措施。

　　贸易摩擦官司应诉有难度

　　业内人士指出，发展中国家涉华贸易官司其实并不好打。作为曾经的“被告”，温州五洲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天航对此深有体会。

　　2010年1月，阿根廷调查机关对本案作出初裁，裁定倾销幅度为408.47%，并开始执行临时反倾销税。据我国海关统计，2010年1～9月，我对阿出口一次性注射器的金额和数量分别下降了55%和57%。这期间，温州五洲出口下降了79%。

　　当时国内受到波及的厂商共有21家，出口阿根廷的数量都不大，绝大多数企业都放弃应诉。但温州五洲出口到阿根廷的相关产品金额达200多万美元，占整个中国对阿出口量的半壁江山，因此选择应诉。最终双方达成价格承诺。

　　政府应为企业搭桥

　　经此一役，陈天航感到新兴国家反倾销案的应诉较之其他国家难度更大。“整个案子时间跨度达18个月。在此期间，企业准备应诉资料达8000页，律师费(双方)38万元，翻译及公证费连同其他资料费39万元，合计77万元人民币。”陈天航说。

　　此外，由于地理位置相距较远，语言和文化上存在差异，中阿两国业界之间的沟通交流较少，这也为应对南美国家的贸易救济案增加了难度。

　　为了此案，2011年2月，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局长余本林率团出访阿根廷，就推进业界合作化解中阿贸易摩擦、建立贸易救济合作机制、敦促阿落实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与阿方交换意见。五矿、机电、医保等进出口商会组织4家涉案企业同期访阿，与阿业界开展对口会谈。

　　据接近商务部人士透露，除了企业积极应诉外，解决此类案件还需政府为企业搭桥，通过业界对话解决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