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这些因素的脆弱性有着更深层次的体制原因。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不解决，政府十二五计划中的消费拉动型社会只能是说说而已。

　　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世界银行和IMF，乃至中国自己的高级官员很早就认识到，中国的结构性脆弱主要源于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以及内需不足。而且过去十年内，中国一直致力于改变这一经济增长模式，因为它极大的损害了普通中国人的福利，也加剧了国际贸易体系的紧张。

　　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另一个最大表现在于对出口的严重依赖，这或多或少地导致了中国的内需不足。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对自己生产的产品缺乏购买力。

　　如此看来，解决方案一目了然：中国应该通过减税、提高工资、增加社会福利开支等措施增加国民收入，这样人们消费增多，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就减弱，这种失衡的局面就可以得到改善。事实上，这也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

　　但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过度依赖出口反映了中国做生意存在很大的障碍。比如官员腐败，产权缺乏保护，法律限制令人窒息，支付环境恶劣，物流配送落后，假冒伪劣横行，知识产权盗窃等等，所有这些障碍都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让企业在国内市场很难生存。

　　相反，如果中国的私人企业将产品卖给沃尔玛等跨国企业，就不用担心收不到款。他们也不会因为以上提到的各种问题而头痛，因为国外完善的经济制度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他们的利益，降低了他们的交易成本。

　　一项国际调查很好地说明了中国经济的这种制度性缺陷。世界银行每年都会发布一项183个国家和地区的“做生意难易程度”调查报告。在其2011年6月的报告中，中国位列第91名，排名在蒙古、阿尔巴尼亚和白俄罗斯之后。分项指标中，“创立一个企业”排名151，“照章纳税”排名122，“获得建造许可”排名179，“获得电力”排名115。

　　不幸的是，中国在全球商品出口市场的份额很大（2010年为10.4%），由于西方经济动荡导致需求减少，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然而，将需求重新定位于国内市场，又远非增加国民收入这么简单。

　　为了享受到和出口时一样的低交易成本，中国企业家需要一个更好的经商环境：一套有效的法律制度，健全的监管体系，便捷的物流分销网络，一个保护品牌和知识产权的、不官僚的政府。

　　中国很难在短时间内创造出这样的环境。这需要中国政府转换角色，从掠夺者变为培育者，将企业看做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抽税对象。在所有其他国家，这种转变都是通过建立法律体系以及从专制走向民主来完成的。但这在中国很难快速实现。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泡沫已经破灭。经济减速暴露了中国的结构性缺陷和政策缺陷。期望中国继续在缺乏法制及其他市场经济要素的情况下保持增长，只能是一种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