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4所高校的60名“大学生实习村干部”赶赴平谷、延庆等北京四个郊县农村,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实习。他们中的合格者将留下做“村干部”,不合格者还将重新走上就业之路。 这些应届毕业的学子启程那天,远在河南汝州市的杜占营作为“大学生村干部”,已在纸纺乡车渠村任职两年。从2004年4月汝州的大学生村干部们正式进村任职至今,汝州市的456个行政村每村均有一位“大学生村干部”,经过两年的沉浮,其中有两位成为村支书。杜占营便是其中之一。 偶然掌权 “他们各有一派势力,各自有人支持,哪一方都担心对方上台会对他们不利。于是双双提名让我当村支书” 文质彬彬的杜占营,是郑州大学行政管理和英语两个专业的自考毕业生。他在之前任教八年,曾是汝州第五高中的教导主任。之所以选择去做村干部,他说,一方面是因为感到学校工作难做,另一方面他从农村出来,知道农民苦,“想看看农民们需要点啥”。 杜占营以村副支书的身份进村的时候,和大多数“大学生村干部”一样,把问题想得很简单:农民们只是“缺钱花”,只要搞一些致富项目就会被村里接纳,“哪想到农村并不那么简单”。 “来自村里老班子的阻力确实很大,如果我做得多了会有人不高兴,他们甚至不愿意看到我在群众中走动。有一次开班子会,支书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到谁谁家去了吧,这样不好。'他有他的群众基础。” 怀着些许改造梦想的“大学生村干部”,引起了村中的某种警惕。这些人不信任大学生的能力,也担心学生作为嵌入的力量而削弱了他们的利益。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震动,他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只走访群众,不发言、不表态。”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终于在2004年村支书换届之时,车渠村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当时村支书选举,两个候选人都没达到法定的票数。因为他们双方各有一派势力,各自有人支持,哪一方都担心对方上台会对他们不利。于是双双提我的名,且被一致通过。” 于是,特殊村情给了杜占营难逢的机遇,他当上了车渠村的一把手,成为汝州市“大学生村干部”里的第一个村支书。 出招见力 “新官上任三把火,杜占营第一把火就烧到了车渠村积怨最深的地方──河滩地” “我在走访群众时发现,有很多人都提到河滩地的问题。河滩地是集体田地,但当时,有些人在上面种着自家的庄稼。能在河滩地上种地的,都是村里有势力的人,这个问题常年没有解决。”杜占营说。 “有些村民看我是外村来的,对我有同情心,能主动帮我做工作”。杜占营将“我是上级派来的,群众认为中立,对我放心”视作为“大学生村干部”的优势之一。 河滩地最终全部收回集体,他又将河滩地承包出去,得到的钱,拿出9.4万元用于村里的电网改造。村民没交一分钱,村里电价每度降了两毛。即使出故障,也是电业局来修,不像往常那样需要村里自筹资金。 身份局限 “在村民眼里,我们是'飞鸽牌'干部,他们村里的人是'永久牌'的” 一些在村里形单影只的“大学生村干部”,希冀能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被选为村主任。但杜占营觉得这其实相当困难,因为,“在村民眼里,我们是'飞鸽牌'干部,他们村里的人是'永久牌'的。”“想要很好地解决农村问题,'大学生村干部'在人际关系上不占优势。”杜占营这样分析自己在工作中的短处。 在车渠村工作近两年后,杜占营发现农民习惯于用自己的“土办法”解决问题,农村是人与人关联性很强的人情社会。“国家公务员犯错可以降级、扣工资,农民你咋降他,咋扣他?村干部能拿他们怎么样?在农村解决问题,主要是看人情。” 这也正是农村和城市观念上的隔膜,即使是那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村干部”,认同了城市的观念后,也习惯于将农民的古老方式称为“素质低”。 临汝镇小山沟村的副支书闵红岩,在进村的前三个月天天来村中,以便尽快熟悉环境。后来他给村里提了近20条建议,“稿子写了两页,采纳了十几条”。在那些没被采纳的建议中,有一条建议在村中设置垃圾堆放点,他说他想把城里的卫生习惯带到农村,此条建议终因城乡生活习惯差别而告终。 踌躇之间 “大学生村干部中,有67%的人都是单身,要不要找对象几乎是这些单身族面临的最大个人问题” 杜占营的家在汝州市区,他每天需要坐半个小时三轮车,才能到村子里上班。许多“大学生村干部”则住在村委会提供的房子里,一周才能回家一次。 杜占营平常没事就回家了。像他这样结过婚的“村干部”还是少数。中国农业大学与河南大学联合进行的“汝州大学生村干部调查”显示,在毕业一到三年的“大学生村干部”中,有67%的人都是单身,要不要找对象几乎是这些单身族面临的最大个人问题。 薪水的微薄让这些“大学生村干部”们有点踌躇。按照现有的政策,大专毕业生每月474元,本科毕业生每月499元。户籍在汝州的每月有100元生活交通补助,外县的则是每月150元。汝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志伟说,这个事情有些考虑不到的问题,在实践中都暴露出来了。比如说福利、医疗保险等,目前还都没有。 杜占营说他一直想考研究生,但是担心研究生毕业后找工作也很难。“有了老婆孩子,许多事情都变得慎重了。”杜的妻子这样描述丈夫的变化:他更能包容,心胸更宽了。在农村时间长了,很能体谅农民的难处。(瞭望东方周刊) 新闻立即评 “大学生村干部”还能当多久 杜占营只是汝州456个“大学生村干部”中的一个。他几乎是竭尽全力去实现他的初衷,至于效果如何,不是他一人能够左右的。“大学生村干部”下村任职的三年期限快到了,一些大学生很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他们不知道这项作为试验的政策,是否会持续下去。 “我们不是工厂的工人,也不是公务员,我们没有身份。”一位“大学生村干部”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平顶山的市委书记换了,那这项政策还能继续吗?”而那些考公务员优先、入党优先的优惠政策,他们觉得离他们就更远了。 “村里集体经济富裕的,村支书、村主任都抢着干。集体经济穷的,村干部就没人肯干。”汝州市委组织部主管“大学生村干部”工作的副部长张志伟认为,“大学生村干部”与村干部的不同之处在于,每月600多元是他们仅有的收入。他们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虽然他们经常帮农民去办医疗保险的手续。“有一名大学生出了交通事故,他的家属来找,我们除了出于道义的补偿,也没有其他政策依据来进行安抚。”张志伟说。 不仅仅在汝州,在全国范围,很多人都在关注有关“大学生村干部”的后续政策,“大学生村干部”为前途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如何让他们安心在基层农村工作,如何去调整这一政策出现的诸多弊病,将是下一步亟待解决的问题。 尴尬现状 “大学生村官”面临法律难题 像每一项需要调整、完善的新政策一样,“大学生村干部”在法律层面与现实层面都遇到了困难。 在临汝镇小山沟村任副支书的“大学生村干部”闵红岩就遇到过村民的诘难。2005年河南省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有村民问他:“你不是本村人,你有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果你没有,你又有什么权力来组织我们的选举?” 闵红岩回答说,有一份文件规定“大学生村干部”有权利参加任职村子的选举,但他一时又拿不出这份文件。 这位村民的疑问,也正是很多学者、媒体对“大学生村干部”政策在法律层面上合法性的质疑之一。汝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志伟透露:“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时,还没有正式文件规定'大学生村干部'有权参加当地的选举。民政部正在修改《村民组织法》,前些天来了个传真,要我们提些修改意见,很快就会提交到人大常委会。”(文章来源:成都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