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步入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虽难收获一年前启动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带来的红利，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位，出口贸易第一位，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很好。但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很多，国际经济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中国面临的发展形势比之前更加严峻，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如：国际分工体系面临巨变，全球低碳经济潮流涌动；外部市场经济复苏，波动与反复；刺激政策退出时机难以把握，贸易摩擦趋于常态化；美元或现短期反弹长期贬值波动，国际热钱进出引发市场波动；大宗商品市场波动风险加大等。 
      目前，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主要体现在：国内正处建设阶段。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艰巨，而产业处于上升期和发展期，产业对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调动力和配置能力，产业发展对经济贡献巨大，城市化建设和消费都受产业的拉动。其次，个人消费开始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建设和产业都由消费拉动，与民生发展相关的消费领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政府要在这个繁荣时期采取谨慎的宏观调控政策，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和管理好通胀预期，通过投资结构的计划来推动经济。如果说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是“治病”的过程，那么在“后危机”时代，中国需要全面的“健身”运动。因此，我建议： 
      第一，中国应改变过去依赖能源资源投入和“人口红利”求发展的老路，通过应用新技术、新能源、发展经济，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第二，“调结构，防通胀”。应在经济高涨期采取宏观政策调控，防止经济过热、经济泡沫的出现。继续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如：降低储蓄率和提高消费率等，保持经济回升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稳定增强，实行增长和物价双稳的方针。 
      第三，维持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如果升得太快，经济增长速度会降低，失业率会增加，国内通货紧缩。为此，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经济承受力，提高驾驭能力，小步慢跑。 
      第四，创新发展，优化经济结构；规划先行，推动科学发展。加大抑制产能过剩行业的力度，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减缓初级产品、原产料产品的出口，减少国内环境资源的压力，加快发展新能源，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改善产品出口结构，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开发高新技术产品，提高附加值来推动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积极、科学的调整内需外需之间的关系，为经济健康发展寻找新的科技基础。 
      第五，收紧房地产政策，协调、和谐地发展房地产市场。夯实社会基础最主要的是控制房价，高房价会严重抑制消费需求的形成和释放，对长远发展有负面影响。中国需要进行新一轮的住房改革，即一级市场政府要直接参与开发，政府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力度提供住房供给的做法；同时在二级市场，通过税收杠杆调节市场投资，平抑房价，使房地产行业健康地发展。 
      第六，理性面对全球贸易制裁。目前，中国已经是制造大国，中国制造为全球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出口遭遇别国反倾销和进口壁垒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从现状来看，我国企业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研发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等。技术创新需要企业和政府的互动，国家要着力制定技术开发配套完善的政策体系，加快体制改革，建立鼓励企业增加技术开发投入的政策环境。 
      第七，扩大内需，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重投资，靠出口，轻民生的发展方式亟待转变，要继续维持一定比重的国内投资，政府投资不要继续大铺新摊子，注重经济回升质量。坚持短期内的财政赤字以及中长期减持国有资产这个“大财政”思路，把工作重心放在进一步激活民间消费和投资方面，切实将经济回升动力切换至自主增长上来。 
      第八，国际分工体系巨变势必给我国带来巨大挑战，我国应未雨绸缪做好国际分工体系巨变的准备。深入分析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经济环境发展的趋势和特征，以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对未来发展进行部署和安排，避免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种种问题，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第九，保持政策的连贯性与稳定性，努力实现从出口依赖型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加注重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积极主动地确立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第十，针对美欧等国家试图建立能量通货制度并借此重建全球国际分工的意图，我国要团结发展中国家，争取在国际谈判中谋求更大的谈判空间，尽量推迟实施能量通货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