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体认为，“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是企业能够低价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出口退税政策负面作用过大，到了该调整的时候”等等。对此，研究中国外贸的权威专家澄清了当前的几个片面观点。
　　出口退税不是财政补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推出刺激内需的“一揽子”计划的同时，国家连续7次大幅提高了前些年降低的出口商品退税率，加强了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融资和保险支持，完善了加工贸易政策。现在看来，这些政策措施是及时和有效的，增强了出口企业战胜危机的信心，抑制了外需的急剧下滑，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因为出口商品退税是财政把钱退给企业，而且这些年退税率变来变去，有些人就把出口退税当作国家对出口的一种财政补贴，认为把钱补帖给了外国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各国都在对本国出售的商品征税。出口退税的本意是使出口商品不含国内税，实现“零税率”出口。这样，理论上它在出售时才不至于被“双重征税”，才能与国外商品平等竞争。
　　我国增值税制度还处于改革完善过程中，但是总体上并不存在少征多退的问题，所以出口退税并不是国家对出口的财政补贴。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是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出口产业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综合竞争力，而不仅仅是因为出口退税制度。
　　至于有些“中国制造”商品在国外卖得比国内还便宜的情况，其背景比较复杂，有我国进出口体制还不够合理、汇率形成机制还有待改革、国内外企业经营机制和营销策略存在差距等多方面原因。比如，在国内买一双国际知名品牌运动鞋，比在国外贵许多，太不应该。
　　这需要通过继续扩大开放，完善开放型经济机制来解决。
　　对外贸形势不能盲目乐观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持续复苏，但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一是，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处于高位，必然影响最终消费市场的恢复，供给与需求再平衡需要较长一段时间。二是，全球主权债务风险加大，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还在发展，主要经济体财政赤字率继续攀升，其他一些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的地区可能受到波及。三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日趋明显。主要发达国家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如金融体系制度性风险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良资产短期内难以根本消化。四是，国际初级产品价格迅速上涨并在高位震荡，增大了全球性通胀压力，并刺激国际热钱兴风作浪，新兴市场国家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加剧。五是，一些国家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形势尤为严峻。
　　今年前3个月，我国外贸回升势头较猛。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4..1%，出口增长了28.7%。这既与去年同期的基数低有关，也有着进口商回补库存的因素。
　　随着基数提高和库存补充到位，我国未来一段时间乃至全年的进出口增长速度肯定会有所放缓。
　　外向型企业订单虽然大幅增加，但是也面临着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大以及国际市场同类竞争越来越激烈几方面的压力，盈利空间大为缩窄。所以多数企业并没有喜气洋洋，而是忧虑重重。我们不应当因为前3个月进出口的高速增长而对全年外贸形势盲目乐观。
　　当前外贸政策不宜大调整
　　随着外贸形势的明显好转，金融危机以后出台的一些“临时性”政策措施确实会在一定时机逐步“退出”。但是，国家支持外贸发展
　　的一些根本性政策必须保持稳定，目前还不宜做大的调整。
　　毫无疑问，我国外贸不能再以出口创汇为中心。要因势利导，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政策过于宽松或过于偏向出口，可能使出口企业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的动力不足，满足于以低廉价格取胜和数量扩张型发展，并导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带来宏观经济失衡的严重压力；政策调整过于频繁或过于超前，则可能使企业处于无所适从状态，削弱出口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也不利于外贸的转型升级。
　　正如权威分析人士指出的，出口商品退税是一种“中性政策”，是国际通行规则。所以退税率不宜经常调高调低。尤其是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利润率很低，出口退税是其生存和发展的保证。
　　稳定出口退税就是稳定就业。
　　当前，对于一些“两高一资”商品出口，要继续加以限制；对于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要把握好增长的秩序和节奏；对于科技创新和研发含量、加工深度、附加价值较高商品出口，要进一步给予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微调”是可能的，微调的方式有
　　多种选择。但是绝不应当把“调结构”与调低或取消出口商品退税简单挂起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