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了11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它基本反映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策制定的依据所在，也勾勒出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首先，中国经济复苏主动力是来自于政府主导和推动的固定投资的飞速增长，同比达到32.1%的增长速度。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的比例最快，达到51.5%。这和政府推动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战略有着密切关系。但是，这一轮投资增长中，以前对中国经济发挥较大作用的外资或港澳台资本的贡献却十分有限。

　　第二，货币增长的速度不仅反映了银行信贷增长的特征，而且也反映了外汇储备增长所带来的外汇占款的贡献。其中，非贸易和企业投资的热钱也发挥了不可忽视推动货币供给膨胀的作用。11月末我们狭义货币的增长率再次超出广义货币的增长率，前者为34.63%，后者为29.74%。而且，值得关注的是，金融机构本币贷款持续的增长，达到28.19%。同时，按9月末的数据计算，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也迅速达到19.26%。虽然，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今天也在美国政府积极的救市政策推动下，其负面影响已经开始在银行间变得宽松的借贷环境中有所体现，但是，金融资本推动产业资本的动向并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迪拜和雅典金融危机的发生，世界的金融资本开始不断涌入亚洲，造成亚洲货币普遍升值和资产市场价格飙升。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正在拼命寻找进入中国市场套利的机会。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已出现了让人担心的有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价格膨胀现象。某种意义上讲，11月份排在增长速度第二位的第三产业(增长36.6%的结果)很可能是房地产的价格效应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政府主导的家电下乡和税收政策上的住行消费刺激政策在推动汽车产业、家电产业的蓬勃发展上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从消费者价格指数由负转正的现象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市场供需力量的恢复。因为价格上升意味着市场有效需求的产生，意味着企业利润增长的空间在拓宽。但是，绝不能把今天市场的复苏混同于市场的过热，过分强调通胀的形成会把中国经济当前脆弱的成果带入深渊。

　　鉴于这样一种“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有喜有忧”的状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明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明确“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从中反映了中央政府努力从目前“输血型”的经济复苏状态转变成“造血型”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强烈意图。因此，“调结构、求稳定”就成为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中央推动内需政策的战略性思考

　　尽管我们还处于经济的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在目前是我们的优势，投资增长的空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十分可观，而消费市场的能量因为还处于经济发展阶段这样的客观因素，所以，很难在短期内像发达国家那样替代投资成为推动经济的市场主旋律，但是，我想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动内需作为明年一个重中之重的任务来抓，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战略性的思考：

　　首先，中国经济从总体规模上看将成为超越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国，在当前全球经济尤其是一直以来支撑世界各国出口市场的美国经济还没有摆脱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国内经济失速的发展反而非常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来帮助它“解脱”困境，所以，中国政府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避免无谓的国际纷争和保持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得不下大决心来挖掘中国潜在的消费能力，由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第二，这场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让中国看到了金融全球化给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添上了重重的负担和风险，在看不到有效地监管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运营模式和美国双赤字继续膨胀给中国外汇财富所可能造成的更大麻烦，我们需要一个国内市场来支撑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所需要的产能扩张的局面。

　　第三，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必须建立在客户导向的市场基础上，如果我们一直安心于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一直安心于这种解决中国就业的传统模式，那么，我们的产业就不可能把提高附加价值服务高端客户的理念根植于企业内部的战略发展计划来谋求利润的最大化，于是，日益增大的中国富人阶层除了对高档房地产投资的需求外，就会把大量财富带出没有品牌、没有高附加价值、也没有诚信的中国消费市场，他们财富的流失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恶性循环的根源之一。具体表现为轻视教育、轻视研发、过度追求高风险的收益来源、贫富分化加剧、企业对汇率和利率波动以及海外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十分敏感，政府和金融机构外汇财富风险不断累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很难体现等各种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所以，如果伴随收入良性再分配的市场内需机制能够盘活起来，那么上述问题就可能会出现很大的改观。

　　宏观经济政策执行将有大变化

　　不管怎样，对中国经济目前的运行状况，我们既要为取得实体经济的成功复苏感到高兴、充满信心，而且，也不能过于乐观。至少中央政府在明年为了保持当前的胜利战果，和为了克服“后危机时代”首要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以及为了为“十二五”规划的顺利推出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依然会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在执行的内涵、方式和力度上会和今年有很大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政政策的实施方式会发生变化，从政府第一线参与投资和公共消费的拉动经济复苏的主力军角色，慢慢地向“服务性政府”角色转变。比如，政府要为民间资本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要为提高“含金量”的资本流入(比如，环境优化项目的外资，新能源技术共同开发的外资，开展品牌服务和提供高端消费产品的外资等)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政府要为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继续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服务，还有政府要为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力提供教育和研发的财力保障，要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继续加快和提高公共投资的力度和效率等。当然，所有那些因为前期量的扩张所可能造成的重复建设、过剩产能以及形象工程的项目都会受到严格的控制。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中央政府想尽快结束牺牲效率耗费资源的“输血型”经济发展方式，而是想尽快建立市场自身“造血功能”复苏所带来的有活力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第二，货币政策会更加注意灵活性和平衡性的要求。因为，中国政府从其他国家结构调整的经验和教训中得知，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再科学的结构调整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就业率下降，经济增长放慢等现象，从而导致社会对改革信任度的降低，严重的话会使得政府不得不放弃本来应该重视和贯彻到底的“结构调整”！为了缓解“短痛”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中央政府可能也会控制和放慢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的进程，这可能不得不让中国经济会处于一个因为结构调整不合理或不到位，而导致它陷于一种慢性的长期阵痛之中。所以，明年的货币政策一定会在充分保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基础上，会进行一些非对称的调控手段，即对过热的行业进行“信用配给”或加大贷款利率和窗口指导，银监会也会加大相关信贷方面的监管，而对需要扶持的新兴产业则给予优惠的融资条件，以此来改变目前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的不良局面。甚至在适当的时候，会通过口头干预和直接干预的方法，让价格泡沫过于膨胀的市场释放掉积累过多的风险，并通过这种“释放风险”的做法诱导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再回归”。

　　同时会教育投资者不要一味地去“追涨杀跌”，过度看重眼前的财富效应，从而鼓励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去进行长期的价值投资(这也为企业提供良好融资环境和保证金融资本服务于产业资本的重要保证)。否则，脱离企业主营业务绩效的、过高的金融资产收益率和日益低下的实物投资的收益率，一定会产生金融资产泡沫不断膨胀这样深刻的问题。

　　总之，明年最富有挑战性的就是货币政策！它既要保增长(从而保证结构调整的成本最小)又要防通胀，既要控制国内的信贷膨胀，又要抑制国外热钱的大举流入(迪拜危机后国际资本会更加追捧亚洲市场，更加看重中国市场)。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具备随机应变的调控能力。而作为投资者、企业家和个人消费者则更要密切关注中央银行货币调整的时机和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对投资和消费时机的把握在未来的一年中，难度可能会不断加大。因此，心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