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年底，珠三角出现的企业倒闭潮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各中央部委都前往珠三角各城市展开密集调研。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派往珠三角进行经济发展状况调研的人员就有30批。

　　如何复苏作为“中国引擎”的珠三角经济，广东省政府给出的答案是，整合珠三角经济圈，在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与港澳经济的一体化。

　　“珠三角经济总量占广东省的84%，财政收入占62%，进出口总额占92%，是名副其实的广东经济发展的‘引擎’”，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推进粤港澳三地一体化的程度，决定着三地未来的发展前景、发展潜力及国际竞争力。

　　为此，广东省政府将珠三角区域城市圈的经济整合及一体化确定为未来发展的主基调，在产业布局上解决产业结构雷同问题，整合基础设施以解决包括港口、机场以及高速路网、电厂等设施重复建设问题、整合资源，在珠三角范围实现包括人才、科研、基础设施资源共享。

　　“与此同时，珠三角区域经济以及与港澳经济一体化还要实现三重任务：一是带动广东省内各地区经济发展；二是带动周边经济相对落后省(区)经济发展；三是在与港澳资源整合之后，成为带动华南经济发展的‘引擎’”，李惠武说，要完成上述任务，光靠一两个中心城市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它需要一个一体化的珠三角。

　　加工贸易的功与过

　　与改革开放初期不惜一切代价吸纳和欢迎加工贸易产业的情况相反，珠三角目前采取的是多方面限制和压缩加工贸易产业的生存空间，明确提出“腾龙换鸟”的意图。

　　截至2008年，广东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各核心城市的经济增长30年来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一举超越曾经被誉为亚洲经济增长“神话”的亚洲四小龙。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珠三角大量外向型企业属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贸易型，产品完全依赖国外市场，在本轮经济危机中，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创。

　　以珠三角IT领域为例，相关专利就有85%来自国外，高新技术企业对外技术依存度在70%以上。与此同时，珠三角企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2%，这个数字不仅远低于上海、江苏、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省市，甚至低于全国1.4%的平均水平。不少研究者认为，珠三角大量存在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广东经济进一步增长和发展的“绊脚石”，在这个意义上，产业升级及产业转移在珠三角属于“迫在眉睫”的事情。所以广东省及珠三角相关城市强力推进 “双转移”、“腾龙换鸟”等措施提升产业层次，既是明智之举，同时也实属无奈。

　　但对此也有不同意见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左连村认为，广东改革开放以来，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全国曾经起到带头作用，今后仍将发挥积极作用。

　　“加工贸易产业能否持久，并不是这种模式的问题，而是发展层次的问题。”左连村说，由加工贸易产业向新型发展模式转型，应该是一个由经济规律决定的逐渐演化的过程，而不应采取人为的甚至行政的手段去强行推进。

　　左连村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加工贸易产业的潜力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因此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仍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加工贸易产业也有先进的和高技术含量的部分，不能够笼统地一概否定。过度强调加工贸易产业的落后性，结果将给经济发展带来灾害。”

　　区域整合

　　珠三角三个经济圈包括珠江西岸经济圈、深莞惠经济圈、广佛肇经济圈。尽管珠江西岸的珠海、中山、江门三个城市的情况与珠江东岸的深莞惠及北部的广佛肇情况差别很大，但三个城市组成的珠江西岸经济圈的合作发展事宜已经起步。

　　作为珠三角最后一个签署合作协议的经济圈，珠中江三城的一体化原本有它特殊之处。为推进珠三角西岸三个城市之间的合作，今年早些时候，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牵头，召集三市主要领导，在广州召开了珠海、中山及江门三市市委书记座谈会，专门研究珠江西岸的合作问题。

　　汪洋表示，通过推进珠三角区域城市的合作，对外是带动环珠三角，对内则是优化资源要素的配置，要以此作为考虑区域合作问题的关键，在东岸是优化珠江口地区功能布局，西岸则是要提升发展水平。

　　随后，珠江口西岸三市在珠海召开了首届珠中江区域紧密合作工作会议。会上签署了《推进珠中江紧密合作框架协议》，三城将率先在规划、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环保、应急处理等方面展开合作。

　　而在此之前，在汪洋的力促之下，深莞惠和广佛肇两个经济圈的相关城市已经签署类似协议，至此，珠三角区域已经自然形成三大经济圈。

　　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成建三表示，珠三角区域共有9个城市，长期以来各城市之间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独立发展，在交通物流以及城市规划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个城市圈的各个城市，通过签署《紧密合作框架协议》，大都确定了诸如区域规划协调、基础设施一体化、主动承接港澳现代服务业的扩张与城市功能的辐射、产业错位发展、环保标准统一、产学研资源共享、应急处理共商以及共建科技创新平台、服务平台等方面的合作重点。

　　莞惠两地交通部门已先行一步，在路桥年票互认、开通跨市公交、设出租车落客点等方面达成共识。产业合作方面，东莞正在制定三地产业对接与合作的方案，包括鼓励支持三地商贸企业跨市经营、并购重组和战略联盟，培育一批区域性龙头商贸企业。治安方面，深圳、东莞、惠州三地警方签署了协作备忘录。

　　“现在三个经济圈的整合已经开始启动，首先是小的次区域的整合，比如交通规划的对接，打通断头路，同时一些大的整合也在开展，比如区域的产业调整规划等等。”成建三说。

　　按照规划，深莞惠主要发展IT及电子信息产业；广佛肇主要发展装备制造、新能源；而珠西三城市则主要发展临海临江工业。

　　成建三透露，在产业整合及发展方面，广东省将会有一些规划出来，明确将要建设世界性的IT产业基地等等，同时在工业设计、金融服务等领域尽力培育及开拓新的增长空间，以此来提高整个珠三角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深港融合

　　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学界，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珠三角区域在经济整合过程中，如何将港澳吸纳进来，尤其是如何充分发挥香港在高端服务业方面的龙头作用，对于提升珠三角在国内外的综合竞争能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尽管粤港双方官员在多个场合表示过紧密合作的愿望，但仍然缺少实质性的进展。不久前针对下一步双方合作的“前店后厂”，谁是店谁是厂香港方面的专家学者就提出过与内地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不过是延续了香港方面对与内地合作一直以来心存顾忌的事实。

　　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任，现任香港特区政府顾问邵善波就向本报记者表示，深港合作在大的方面已经没有问题，尚需在细节及操作层面进行更加细致的沟通。

　　除了上述因素，由于历史原因，深港两地在高端服务业合作方面仍然存在多方面的障碍，这也从根本上制约双方进一步的发展融合。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认为，障碍最主要集中在行业标准、体制、事权和政府重视程度等方面。

　　“比如在法律服务方面，香港法属于资本主义法中的英美法系，内地实行的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双方在法律文化、法律背景、司法体制、管理体制方面截然不同。同时在建筑、测量、工程及技术类服务领域，都存在技术标准不同的情况。”谭刚说，尤其在人员往来方面，由于双方之间往来的自由程度远未达到国际市场要求的自由往来条件，使得深圳难以获得香港服务业的相关信息，而香港服务业也因此难以找到深圳的客户。

　　长期研究深港及粤港合作的学者、深圳大学教授魏达志对本报记者说，现在深圳与香港在科技、经贸方面的交流就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补的。

　　魏达志表示，由于香港的经济模式与结构的特点，使得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85%以上的服务业和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息息相关。港资企业在珠三角有6万多家，其中在深圳就有1万家以上，这种特殊的经济关系，决定了深港之间合作的双向性特征。“香港发挥着深圳通向世界的窗口与枢纽功能，同时深圳也成为香港连接内地的纽带和桥梁。”

　　今年6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设在横琴岛的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有关人士指出，这是在“一国两制”基础上的新举措。有知情人士透露，接下来在深圳前海，或许也将对香港实行类似的政策。

　　李惠武表示，港澳相对于珠三角的优势在于其高度的国际化水平和高效的服务体系，而劣势则是缺乏发展空间和成本过高。而在上述方面，香港与珠三角双方正好互补。